1前言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近年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推行，國內(nèi)學者對垃圾分類收集的意義、影響因素及推廣措施等進行了廣泛研究。呂春元等[1]認為分類收集是實現(xiàn)垃圾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的重要措施，秦曉春等[2]認為分類收集應通過制定實施回收利用法律、宣傳、按量收費等措施推行，何惠君[3]認為分類收集應與后續(xù)處理技術匹配，向盛斌[4]對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進行研究，提出推廣中需解決的問題。

　　但是，已有的許多文獻未分析居民行為及拾荒者等關鍵因素，尤其是未對各影響因素如何驅動分類收集的推行進行研究，本文將討論這些問題。

　　2基本概念

　　2．1垃圾的價值

　　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垃圾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垃圾混合或分類的程度。在混合存放、傾倒的過程中，雖然居民節(jié)省了處置時間和存放空間，但是浪費了垃圾的價值；與此相反，垃圾分類收集則產(chǎn)生價值。垃圾的混合程度與價值之間呈倒數(shù)關系[5]，這是垃圾的一個重要特性，也是分類收集的理論基礎。

　　2．2分類垃圾收集量

　　分類垃圾收集量是指經(jīng)居民初分類后某一類垃圾流中可回收垃圾的量。它主要決定于居民參與率與分類效率。分類垃圾收集量是對分類收運系統(tǒng)及整個垃圾管理系統(tǒng)有重要意義的指標，是決定收運設施、頻率、車輛、人員配置等分類收運規(guī)劃問題的基礎。

　　分類垃圾收集量=生活垃圾流的總量×居民參與率×某類垃圾分類效率[5]（2）

　　式中，居民參與率?參加分類的居民戶數(shù)占總戶數(shù)的比例，與居民的參與意愿和有否強制性措施等有關；

　　分類效率即居民對某類垃圾準確分類的程度，與居民是否受到明確的指導、居民參與意愿以及垃圾的易分類性等有關。

　　3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影響因素

　　3．1后續(xù)管理與處理技術和集成式垃圾管理

　　后續(xù)管理與處理及資源化技術如分類中心分類、回收、堆肥、焚燒、填埋等決定了分類收集的方式和范圍。例如上海市規(guī)劃2005年建成分選中心、有機垃圾利用廠、焚燒廠、填埋場若干座，而各種處理設施的服務范圍，決定了服務范圍內(nèi)垃圾的分類收集要求，在規(guī)劃的江橋垃圾焚燒廠服務區(qū)的上海市黃浦區(qū)北片范圍內(nèi)，居民垃圾按可回收垃圾（玻璃、金屬、塑料、紙張等）、焚燒垃圾（廚余、果皮、碎紙等）和危險垃圾（電池、殺蟲劑罐等）等進行分類收集，其中可回收垃圾在分類中心再進行細分類，以利分別資源化。

　　集成式垃圾管理(ISWM)，是目前各國普遍采用的垃圾管理模式，即為達到特定管理目標，選擇和應用合適的垃圾處理技術和管理程序，并將各種技術、政策、法規(guī)、居民行為、經(jīng)濟措施等各種因素整理合成為靈活的、市場導向的、有機的垃圾管理系統(tǒng)[6]。在ISWM中，一方面分類收集的形式和范圍由后續(xù)處理決定，另一方面它決定后續(xù)處理處置的難度和效果，決定堆肥、垃圾發(fā)電等產(chǎn)品的質(zhì)量，進而決定能否有穩(wěn)定的市場，是聯(lián)系居民與管理者的節(jié)點。因此如何作為成功的ISWM的一部分進行規(guī)劃與管理是分類收集推廣的首要問題。

　　3.2垃圾收費制度

　　依據(jù)“污染者負擔”原則，垃圾收費是管理城市垃圾最常用的經(jīng)濟手段。我國一些城市實施的定額垃圾收費制，即按戶或人口按月收取衛(wèi)生費或垃圾處理費，對促進分類收集是有作用的。這種收費制雖能增加財政收入以支持垃圾管理，能利用市場機制配置管理資源，但是不能刺激垃圾減量化。

　　實際上，垃圾收費制有多種做法：定額收費制、從量收費制、超量收費制[7]。其中定額制實施相對容易，而從量制與超量制雖能促進垃圾減量與資源化，但操作麻煩不易推行。我國一些城市之所以實施定額收費制[8]，主要是便于管理，也能保證衛(wèi)生經(jīng)費來源，并能提高人們的環(huán)境衛(wèi)生意識，但是對刺激分類收集與垃圾減量效果不大。

　　從量收費是按垃圾排放量收費，被認為是有效促進分類收集和垃圾減量的經(jīng)濟手段，近年來已在一些國家推行和研究。韓國1995年開始在全國實行垃圾收集UPS（單位價格系統(tǒng)）從量收費制后，生活垃圾量減少了17.8%，居民分類可回收垃圾量上升26.8%，減量效果顯著。有研究顯示[9]，UPS對回收和減量的刺激，主要依賴兩個因素：與積極的回收計劃相結合；通過公眾運動推進。如果沒有這兩個因素的支持，則單純用提高收費價格等收費手段也是收效甚微。因為垃圾源于人們的生活習慣，垃圾的減量部分進入了回收物質(zhì)流，如無積極有效的回收設施和公眾運動支持，雖然增加垃圾收費，但因各種考慮，它只能占居民收入的一小部分，還不足以改變居民習慣，與從量收費垃圾減量機理相似的超量收費也同樣必須有這兩個因素的支持。

　　3.3政策和法律

　　政策、法律提供了垃圾管理的依據(jù)和目標。制定的法律與政策主要通過促進建立規(guī)范的回收市場、促使主管部門及相關企業(yè)制定實施管理計劃等來貫徹分類收集；而通過政策、法規(guī)的直接強制性措施來督促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的作用將是有限的。

　　由于分類垃圾回收量決定于參與率和分類效率，而通過直接強制性措施的督促，雖可以提高居民的參與率，卻難以提高取決于居民的自覺意愿的分類效率[5]。因此，法律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通過促進制定和實施垃圾管理計劃、制定處理設施的排放標準，促進回收市場的發(fā)展，以及稅收優(yōu)惠等措施來促進垃圾管理目標的實現(xiàn)，以間接驅動分類收集的推行。以美國為例，RCRA法（資源保護與回收法,1976年）的作用就是這樣的，這是美國在環(huán)境法方面首次利用自由市場機制保護環(huán)境的嘗試[10]，RCRA在制定一系列廢物與危險廢物排放標準的條件下，要求因排污而獲利者付費，目的是使外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刺激各種有利于環(huán)境的垃圾管理新技術、新方法的發(fā)展。同時，RCRA通過要求政府采購回收工業(yè)的產(chǎn)品等方法促進回收市場的發(fā)展。除RCRA法外，美國還通過國家能源保護政策法及稅法等法律來促使垃圾管理目的實現(xiàn)。